内战爆发初期阿拉伯部落的武装力量分化
随着叙利亚危机逐渐滑向全面内战,已经初步政治分化的阿拉伯部落先后组织建立起一系列立场各异的武装力量。由于缺乏统一的上层领导机构,这些武装力量独立而分散,并且他们分别受到了巴沙尔政权、反对派武装联盟以及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地区大国的影响和操控。
这一情况与叙利亚和中东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相似,即当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寻求控制处于权力破碎状态下的整个地区时,其通常会首先最大限度的征得处于社会基层的战斗力——部落的支持,并将之纳入一个军事联合体或联盟之内,以便对抗其它集团。
类似战略手段已经多次被各类征服者、统治者以及帝国中间代理人所采用。总的来看,内战爆发初期建立的阿拉伯部落武装,按其性质可以划分为自由派部落组建的反政府部落武装、建制派部落组建的亲政府武装以及内部分裂型部落武装三大类别。
自由派部落的反政府武装
自由派反政府部落武装力量,主要是由自由派阿拉伯部落单独建立的民兵武装组织以及从叙利亚政府军叛逃的阿拉伯部落士兵组成。其中,反政府的部落民兵武装以巴尼·哈立德部落在霍姆斯地区建立的民兵组织——盾牌旅、马瓦里部落在伊德利卜建立的民兵组织——马瓦里旅以及祖比部落在德拉建立的民兵组织——杰什·亚穆克武装为代表。
从叙利亚政府军叛逃的阿拉伯部落士兵,除了少部分加入部落民兵外,绝大部分都全部加入了受土耳其支持的最大反对派武装联盟“叙利亚自由军”(FSA)。反政府的部落民兵武装与叙利亚自由军存在协助与隶属两重关系,例如巴尼·哈立德的部落民兵在霍姆斯地区协助自由军对抗政府军,但他们与自由军没有政治隶属关系。
而在伊德利卜作战的马瓦里部落民兵武装则总是打着自由军的旗号,他们在形式上隶属于自由军,但却没有严密组织联系。
建制派部落的亲政府武装
建制派亲政府部落武装力量,主要由建制派阿拉伯部落单独建立的民兵武装以及仍然效忠于巴沙尔政府军的阿拉伯部落士兵组成。其中,亲政府的民兵武装大多数是在巴沙尔政府的要求下,由建制派部落首领出面征召其部落成员组成,他们完全站在政府军一侧作战。其主要代表有塔伊部落首领谢赫默罕默德·费里斯在哈赛克建立的部落民兵武装、巴尼·埃兹部落首领谢赫艾哈迈德·达维什在伊德利卜建立的部落民兵武装以及哈里里部落首领谢赫纳赛尔·哈里里在豪兰地区建立的部落民兵武装豪兰支柱旅。
由建制派阿拉伯部落首领主导建立的亲政府部落武装,被当地人称呼为“安萨尔·埃斯·谢赫”(AnsaresSheikh),其表面词义虽指代部落首领的游击队,但这一称呼也被经常引申为服从部落首领的传统权威和遵守部落基本习惯。
内部分裂型部落武装
内部分裂型部落武装,是指一个阿拉伯部落内部因其成员对政府的态度分歧,而分化出来的同属一个部落,却又相互冲突的一对部落武装力量。其典型代表是哈代代因部落与巴格拉部落联盟。全面内战爆发后,哈代代因部落的一部分年轻成员脱离其首领控制,单独成立以该部落为名的民兵组织,他们在阿勒颇和伊德利卜两省协同反对派武装对政府军作战。
而其余忠于首领谢赫贾西姆·弗赖伊的成员则在谢赫本人的支持下,组建了另一支以该部落命名的民兵组织,他们在伊德利卜地区协助政府军作战。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巴格拉部落联盟,该联盟的一部分成员在阿勒颇协助政府军对抗反对派武装,而另一部分成员则在代尔祖尔直接对抗政府军。
脱离部落传统首领控制而由其他年轻成员单独成立的部落民兵,常被视为反“安萨尔·埃斯·谢赫”民兵,这些民兵大多数拒绝传统首领的权威和墨守成规,他们主张革命,并且倾向于建立一个更符合时代的崭新部落权力中心。因此他们的组织原则经常超越血缘关系,并受到地缘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不过在大多数环境下,他们仍然以血缘关系为最基础的组织原则。
同一个阿拉伯部落内部出现的“安萨尔·埃斯·谢赫”以及反“安萨尔·埃斯·谢赫”现象,意味着叙利亚阿拉伯部落出现了区域性的部落派系竞争,在这一竞争中,较低层级的部落社会产生了自己的领导中心,并且这一领导中心可能会以煽动追随者叛变的方式来打破阿拉伯部落内部的传统政治桎梏和权力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阿拉伯部落团体不愿意形成统一性的区域联合体,其结果一方面加剧了叙利亚内战中的地缘政治碎片化倾向,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强了阿拉伯部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及叙利亚政治体制的改革压力。
极端组织崛起背景下阿拉伯部落武装力量的进一步分化
2013~2014年前后,随着叙利亚全面内战逐渐陷入僵持的焦灼状态,从伊拉克方向渗入叙利亚的极端组织“努斯拉阵线”(即后来的“征服沙姆阵线”)和“伊斯兰国”先后在叙利亚政治秩序脆弱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迅速崛起。
两大极端组织在特定地区的迅速扩张,以及政府力量的局部撤退,使得阿拉伯部落民兵武装的关系网络呈现出更为复杂化的发展态势,一些自由派部落民兵被极端组织吸收,一些建制派部落民兵也因失去与政府的有效联系,而落入极端组织之手。在这一态势下,阿拉伯部落民兵武装特别是叙东北地区的阿拉伯部落民兵武装力量迎来了新一轮的分化和重组。
总的来看,无论是“努斯拉阵线”还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扩展自身影响力的过程中,均十分重视吸收和吞噬阿拉伯部落民兵有生力量,二者为此都花费了大量的成本和精力,不过二者吸收阿拉伯部落民兵的具体手段存在差异。
“努斯拉阵线”更注重通过接触、沟通和谈判等温和方式接纳阿拉伯部落民兵特别是自由派部落民兵的加入,“伊斯兰国”则倾向于采取暴力威胁、屠杀以及利益诱导的方式欺骗和逼迫不同类型的阿拉伯部落民兵效忠于己。
从结果上看,“伊斯兰国”对阿拉伯部落民兵采取的极端手段收到了更为明显的效益,该组织向社交媒体发布了一系列叙利亚阿拉伯部落高级领导人以及青年领袖宣誓效忠所谓哈里发的视频和音频。
在这些数字信息中,人们可以看到加布尔部落、阿卡达特部落、布沙本部落乃至巴格拉部落联盟等叙利亚重要阿拉伯部落的身影。相对于行事高调的“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则很少发布有关部落成员效忠的类似信息,但显而易见的是,伊德利卜以及阿勒颇地区的一些自由派阿拉伯部落反政府民兵武装无疑与该组织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遭极端组织撕裂的部落武装力量
除了分别完整倒向两大极端组织的阿拉伯部落之外,还有一些阿拉伯部落的血缘联系被两大极端组织的影响力撕裂。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阿卡达特部落,该部落三大氏族之一的巴克尔氏族选择加入“伊斯兰国”阵营,而另外两大氏族即
布卡迈尔以及谢伊塔特氏族则选择加入“努斯拉阵线”并与“伊斯兰国”及其兄弟氏族直接展开对抗。然而随着“努斯拉阵线”在叙东部地区的失利,布卡迈尔和谢伊塔特氏族几乎同时遭到了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报复性屠杀。
两氏族武装成员有约700人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伊斯兰国”的屠杀行为,一度导致两大氏族民兵武装暂时解体,其成员向不同方向逃窜,这种逃窜类似于水母型的部落反抗,但反抗的结果与历史上的典型案例不同,两大氏族成员没有选择远遁和隐匿于偏远地区,而是选择了重组自身力量,以求在叙利亚内部冲突中再次争得一席之地。
人们可以看到,逃入代尔祖尔政府军控制地区的两氏族成员选择加入政府军以继续对抗“伊斯兰国”,而逃入叙利亚东北和西北地区的两氏族成员则加入了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其目的同样是继续对抗“伊斯兰国”。
参考文献:
1.Ahsan,Syed,“Economic polic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Syria:1958~1980”,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16,No.3,1984.
2.Antonopoulos,Paul and Drew Cottle,“From the Arabian Peninsula to the Levant:Arab Tribes and the Syrian War”,Global Journal of Archaeology&Anthropology,Vol.5,No.2,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