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温仆射
编辑 | 温仆射
前言:
在1999年,索菲娅·科波拉导演了她的第一部影片《处女的自杀》。这是部极端风格化的影片,过分的作者化倾向,很难相信有人会看好索菲娅·科波拉,并再次给她投资。
父亲弗朗西斯·科波拉(《教父》的导演)和丈夫斯派克·乔斯(在《迷失东京》公映后,两人离婚,索菲娅·科波拉与她的摄影师结婚。
斯派克·乔斯是《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和《改编剧本》的导演)的耀眼光环,既是她的一种幸运,又是她竭力冲破的一种存在,她必须证明自身的力量和艺术主张。
《迷失东京》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标志着索菲娅·科波拉成为独立导演,她不再是《教父3》中的那个小女孩。家族的光环隐退而去,一位富有天赋、敏锐而优雅的女导演从容亮相。
《迷失东京》获得了巨大成功,在2004年夺取了第7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金球奖的最佳影片、最佳演员和最佳剧本奖,独立精神奖的最佳影片、导演、男主角和剧本奖等。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充分理解索菲娅选择比尔的原因。比尔非常善于把握片中人物的特点,他总是恰到好处地平衡着幽默风趣和孤独困惑两种状态,而他的年龄感(角色年龄是50多岁吧)更给人以沉稳、智慧的幽默感。
剧中的夏洛特由18岁的斯佳丽·琼纳森出演。斯佳丽曾在《马语者》和《魔鬼世界和男人》中初试锋芒。
她还在《戴珍珠耳环的女孩》中,演绎了维米尔画作中的少女。在这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她再次赢得了人们的首肯。她优雅、孤独的神情和含蓄内敛的表演,使得夏洛特的形象深入人心。
索菲娅感慨地说:“她最让我欣赏的地方在于,她根本不需要作太多的努力,就已经能把很多东西表达出来了,她实在很有表演天赋。”
一、一种“迷失”感的营造——梦境
日本和美国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和物化程度极高的共同点和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极大不同点,构成《迷失东京》的叙事核心。“飘浮不定的碎片”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感觉,在索菲娅·科波拉的影像流程中,得到了恰当的表达。
当鲍勃乘坐的轿车在夜色迷茫、广告林立的东京之夜缓缓“游”过时,游魂般的速度、梦魇般的飘忽,使人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影像之流。
在这一对互本文关系中,罗伯·格利叶将意识之流描绘成恍惚中的现实和索菲娅·科波拉将亲历的现实展示为梦境的换位,既是一种刻意也是一种巧合。在当代人漂浮碎片式的人生境遇中,现实和梦境之界限似乎已被取消。
鲍勃和夏洛特在东京的短暂逗留,陷入了一座精神迷宫,也经历了一次梦中之旅。
《迷失东京》的叙事是偶然性、零散性和片断性的汇聚。透过淡淡的、幽默的语态,索菲娅·科波拉把两个孤独者的无奈和渴望,在陌生环境中寻找同情与理解的欲望从容表达出来。在碎片中生活的现代人,欲望只是瞬间的体验,但理解与爱却成了不可奢求之物。
整部影片基本上以夜景为主。蓝灰色的影片基调,弥漫着影片主题所需要的“迷失”感。如夏洛特独自呆在酒店房间里,窗外是灰色的城市景色,屋内是夏洛特灰色的衣着和空间。朦胧的灰色,给人以不真实感,如同梦境。
又如在卡拉OK包房唱歌时,人物经常被处理成剪影效果,黑暗中辨认不出彼此的脸庞,只有激光灯光图案投照在人的身上,如花般地盛开、消匿。俨然似人在梦中或幻觉中闪现的景象。
但蓝灰色并不全然是虚幻和迷茫的代名词,它还寓意着理性,准确地说是带有迷茫的理性——这是一种思索精神自由与人生未来的理性。
同样对家庭和未来充满迷惑的人相遇于日本——这个让异国人感到神奇的地方。他们的过去只呈现在他们的轻描淡写的交谈里,他们的将来比现在更加模糊不定。在他们这次片断式的人生旅途中,他们做的只是交谈,交流心灵的困惑。
没有人能真正解决人生之困惑,能做的只是相知与相慰,让生活继续下去。宾馆里昏暗的灯光,长而寂静的走廊,每一扇房门都紧闭着——这是一个个被隔离与被孤立的世界。
每一扇门后面也许都会有像主人公那样失眠的人,一样的孤独与寂寞,一样对这个国家充满迷惑。每一扇紧闭的门后面,都是一个心灵孤岛,无所依附地漂浮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
影片是关于两扇开启了的心灵之门,是关于一种介乎于友谊和爱情之间的亲密和默契。在这个感官刺激不断膨胀着的世界里,欲望和激情的表达替代了人的思索。
而索菲娅·科波拉似乎坚持着这种蓝灰色的理性思索:迷茫着,但是理性思索着关于精神自由的主题,拒绝被欲望和泛滥的情感淹没。
索菲娅·科波拉曾坦言,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曾给她很多启发。仔细研究之下,两部影片之间确实有同工异曲之处。
《花样年华》的英文译为IntheMoodforLove,字面意思是“爱的心境”。和《花样年华》一样,与其说《迷失东京》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不如说它也是在描述一种“爱的心境”。
但同样是“爱的心境”的表述,两者之间表述的方式上却有明显的不同。王家卫影片中的张曼玉永远华服登场,灿烂而妖娆,影片中弥漫着欲望的表达和诉求;而索菲娅·科波拉的夏洛特,素面朝天,清纯而迷茫的眼神中透着对人生真爱的追问。
如果说,王家卫的影像艳丽奢华,而索菲娅的画面昏暗清淡是“异曲”之所在,那么,未曾实现的朦胧之爱,成为珍藏于心中的美好回忆,就成为两部影片的“同工”之处。
梦可以是多彩多色的,因为那可以是一个彻底虚幻的世界,而白日梦只能有一种颜色——蓝灰色,那是一种介于真实与幻觉之间的色彩。电影中的主人公鲍勃和夏洛特总是处于失眠状态。
夜深人静时,他们辗转难眠,在纷繁喧嚣的白天里,他们又恍恍惚惚,如同梦游。身处异国他乡,两个如同做着白日梦的人,面对自己尴尬的人生处境,在何去何从之间迂回徘徊。
鲍勃因为工作无意中疏远了家庭,同时对他妻子和孩子而言,他也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了;夏洛特虽然住在豪华奢侈的东京凯悦大酒店,但丈夫的来来去去,却如同梦中来去无踪的影子。
她对于自己的婚姻,充满了恍惚感,究竟是该继续着婚姻还是停止?自我又究竟在何处呢?导演和摄影师是用蓝灰色的影调,对影片刻意营造了梦的氛围,人物在朦胧的灯光中影子般地飘忽着。
二、一种对“迷失”的解读——游戏
这是一个关于后现代社会的游戏。后现代社会表现为大众文化、商品社会、消费文化等等。后现代主义的特点表现为:“不确定性、片断性、非圣化、无深度、混杂、狂欢、参与、构成主义及内在性”。
影片中的以上后现代主义特点,首先是通过对语言的嘲讽以及对日语语言,以滑稽和讽刺的形式进行解构形成的。
后现代主义主张颠覆一切深度模式,其中之一就是“反对索绪尔模式,即区别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模式。”。20世纪哲学的重心是语言论。人是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谈论和表达自己的认识的。
“语言、符号和特殊,此在是相通的”“语言符号是连接人外部世界的中介,亦是人的文化生存的确证。”。在本部影片中,语言失去了“符号系统”特性,不再有什么“能指”和“所指”的意义。
鲍勃对日本广告片导演一连串的指示一头雾水,南辕北辙的翻译更让鲍勃不明就里;酒店里的服务生听不懂鲍勃关于“黑脚趾”的玩笑,做出的是麻木呆滞的表情反应。
在影片中,日语这一语言,和主人公鲍勃、夏洛特是不相通的,他们无法通过日语来认识自己所处的世界,也不能明白语言表明的内涵。
当语言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时,语言失去了对现象进行确定和深入的分析。终成了一种游戏的工具,用来制造幽默和笑料。鲍勃在医院里和一位日本老妇的交谈,更像是一出笑剧。片名LostinTranslation的直译是“迷失于翻译”。
这是一个关于“迷失”的游戏,而游戏的主题词就是“翻译”,就是语言。引吭高歌、肆意宣泄的卡拉OK中,语言是游戏的工具,更是狂欢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后现代社会的游戏:关于广告的游戏、关于电视节目的游戏、关于卡拉OK的游戏、关于色情舞蹈的游戏、关于电子游戏的游戏,还有关于爱情和友情的游戏。当鲍勃的车离开酒店,在高架公路上目标坚定地驶去时,游戏结束了。
如果说“语言”是这场游戏的主要工具,那么,繁华的东京——这个“消费社会”就是这场游戏的发生地,游戏的主角是两个充满消费社会特征的人。
“消费社会是指后工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在消费社会里,经济价值与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就进入了后工业社会。
在影片中,导演充分展现着日本这个后工业社会的消费社会特性。如在人物的身份设定上,男主人公鲍勃被描绘成一个“消费偶像”:著名的美国电影明星,日本著名广告产品的代言人,身着高贵的晚礼服,事业有成,广受尊重……
他无疑是当代商业社会的英雄人物和偶像级人物。女主人公夏洛特的身份是耶鲁大学哲学系毕业生,但她被摄影、摇滚音乐、酒店等消费社会的种种因素包围。
故事的发生地集中在广告摄影棚、酒店、卡拉OK包房、电子游戏机房、色情舞蹈表演场所等地方,而这无不是消费社会的代表性因素之一。
故事的其他相关人物无不体现消费社会的特征:如夏洛特的丈夫是一个摄影师、穿插在主要情节之间的矫揉造作的二流女影星、广告摄影师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色情舞蹈表演者等等。
从角色到故事发生地点,从故事本身到影像氛围的营造,导演似乎在精心构造、复原现代消费社会,并以反讽的方式,揭示消费社会中人被商品和媒体包围和分解,探讨消费社会中物质与人的精神自由的冲突,批判廉价的享乐与放纵的物欲横流。
导演对消费社会的剖析采取的是一种反讽的方式,这种反讽体现在人物性格的矛盾性设置上。男女主人公鲍勃和夏洛特身上,都有着世俗生活和理想性精神自由的冲突。
就世俗标准而言,鲍勃是一个电影明星,但导演似乎热衷于解构这样的偶像级人物。明星光芒的背后,却是一个毫无自主权利的商品,因为他已把自己“卖”给了广告商,既是品牌代言人,也是商品的一部分,是一个没有充分自由的人。
“城市广告是消费社会的主导象征符号”。广告拍摄是创造消费社会的主导象征符号的活动,影片对广告拍摄的描写,充满着曼妙的讥讽。
鲍勃在三得利广告片的拍摄和日本电视节目中,电影偶像被解构成小丑似的人物:按照导演要求模仿他人的动作,穿着夹满夹子的西装,跟着可笑的主持人做滑稽的动作表情等等。
女主角夏洛特是名校耶鲁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哲学探讨的是人的生存价值和精神世界。然而学哲学的夏洛特依旧要在生活中寻找“灵魂的出路”。
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偶像成了小丑,人成了物品,供人摆弄和观看。被摆弄和被观看的背后,是人对于精神自由的茫然追寻。
这种反讽体现在影像和音乐的运用上。在消费社会中,似乎“性、友情、生殖乃至义举都可以转化为金钱,都可以变成一种消费和购买行为。”消费社会中一切的社会活动具有商业性和功利性。
因此,广告公司对鲍勃进行性贿赂,这一场鲍勃和日本妓女相抗衡的游戏中,“性”显得廉价而荒谬。
影片开头,鲍勃巨大的三得利广告悬挂于强力“脱毛剂”的广告牌上面;当印有鲍勃头像的巨大的三得利广告宣传车缓缓驶过时,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影片前面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缓缓走过的恐龙影像。
在音乐的运用上,影片多次采用西方的摇滚音乐。在卡拉OK厅里,鲍勃、夏洛特和她的朋友们倾情演唱了摇滚乐歌曲。
摇滚乐歌曲本身有着众多的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叛逆、颠覆、宣泄、口语、平浅等等。在卡拉OK包房演唱歌曲,自然有主人公之间“借歌传情”的作用,但一方面通过投入的演唱,宣泄着对世界的失落感和困惑感。
影片是导演索菲娅·科波拉关于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对“一场游戏一场梦”的言说。影片批判和拒绝在消费社会中廉价的享乐、肉欲和性,而珍视真诚的友谊、关怀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这本是一个严肃的主题,但导演索菲娅·科波拉一定明白:在大众文化主宰一切的时代,在“意义通货膨胀”的时代,严肃的探讨必须包装以戏虐、讽刺与调侃的影像或音乐元素,否则无法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与获利。
结语
“迷失”是这部美国影片的关键词,它指人对情感迷失,也指对一种异国文化状态的迷失。也许将来会有日本人拍摄一部日本人眼中的纽约,叫做《迷失纽约》。
以不同的影像和音乐风格,营造另一个令人迷失的世界,另一段令人迷失的情感,另一种令人迷失的文化。总之,《迷失东京》是主人公的一段梦旅,是索菲娅·科波拉营造的一个关于后现代社会的游戏。